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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儒雅伟丈夫 ——谈长篇小说《赋圣宋玉》中宋玉形象的塑造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20-12-03    作者:邓康丽

        《赋圣宋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是一部围绕与屈原齐名的历史名人宋玉的人生历程而展开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何志汉,曾坦言自己创作《赋圣宋玉》的基本原则是“不唯人,只唯宋”。即是“不唯”他人对宋玉的各种现成评价,只以宋玉传世的十几篇作品——这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导航仪”,来驾驭整部小说创作,以还原一个本真的宋玉。作品中,宋玉的人生轨迹是其中所有事态发展的中轴线。从他出生、读书,到他仕楚、退隐,作者在着力体现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着力追求典型化和艺术化,从而成功地塑造了既展现古代圣贤风范、又能给现代人以良好借鉴启迪的“这一个”古代圣贤形象。

        一、才高耿介的赋圣——谄媚与堕落中的挺立

        在文学史上,宋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学大家,他承继屈原的楚辞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赋体文学,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后人称誉其为“赋圣”。赋圣的美誉,使宋玉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显眼的人物坐标,伴随这个美誉而来的还有:悲秋文学之祖、女性文学之祖、山水文学之祖、梦幻文学之祖等等。宋玉在文学上的非凡造诣,是构成其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小说《赋圣宋玉》首先界定宋玉形象的就是他的“赋圣”身份。宋玉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资。入学前,年仅四岁的他就对识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父亲为他买了一本训诂书,自此便受到了知识的启蒙。入学堂时,教书的张老先生要进行一场简单的学前测验,很多学童连识字都成困难,但小宋玉却不仅将奥涩难懂的古文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参悟到其中深刻的道理,这引起老先生和众家长的连连称奇。其后在名师张鹖的教导和指点下,本就天资不凡的宋玉愈发表现出超前的学习能力,仅仅几年功夫,就学富五车,出口成诵,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态。小说在描写少年宋玉时,是将其作为一名天才少年来刻画的,乍一看,似有夸饰之嫌,但是细究之,甚是合情合理:小宋玉始终是靠浓厚的、欲罢不能的学趣来获取知识的,因而能效率奇佳,这和那种“填鸭式”的强逼硬灌,有天壤之别。少年学成,也让“赋圣”这一美誉有了现实的根基,为其日后才名满朝野做好了情节铺垫。

        作者在塑造宋玉的才子形象时,往往与其高洁耿介的人品联系起来,文品与人品相得益彰,致使“赋圣”这一形象充实而丰满。宋玉自小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化以及屈子精神的熏陶,耳濡目染下,文品人品自然都有前贤之风。襄王时期的楚国,佞臣群小得势,千方百计中饱私囊,楚王刚愎昏庸,亲佞小,远贤臣,而且鉴于屈原被放逐的教训,贤良之臣亦“衔枚无言”、明哲保身,所以,本该作为一国之主脑的朝堂,却闭目塞听,只有一片阿谀谄媚之气。在这样黑暗的政治氛围中,宋玉不屈于恶势力,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坚守人性的高洁,在一片谄媚之声中,保持自身的挺立。宋玉仕楚伊始,创作《大言赋》、《小言赋》初露锋芒,楚王欣赏其高才,欲赏他云梦之田,和唯利是图的群小截然不同的是,宋玉并不看重财产土地,而是更看重仁义,于是他“拒赏保囚犯”,借楚王之恩救出自己身陷牢狱的朋友。《登徒子好色赋》则以宋玉和登徒子的形象作比,巨大的反差不仅揭示了好色之徒的丑恶嘴脸,而且也彰显出宋玉顾义守礼的崇高品格。《对楚王问》以乐曲的高低之分引申到圣贤与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鸿沟,虽有自诩清高之味,却展现出一颗高雅纯洁的圣人之心。老话说:“文如其人。”通过了解宋玉的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领悟其深厚的学识素养,窥见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小说作者充分发挥小说这一文体得天独厚的叙事功能,既将宋玉创作的来龙去脉衔接完整,又让这些不朽文章的光芒,将一个挺立于浊世的俊杰映照得熠熠生辉!

        人物之间的对比描写,是突出宋玉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与宋玉形成最鲜明对比的就是周石。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宋玉与周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一个是重义守高的君子,一个是投机取巧的小人。两人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受同一个老师的教诲,后面又同朝为官,按理来说两人应该心性相投,互为知己。但两人的人生追求不同,宋玉追求的是为国效力,凭才华仕楚;周石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以心机谋私。宋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周石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然而,在腐败之气盛行的楚国,周石不学无术却小人得势;宋玉才高志大却被淘汰出局。“玉”不保,“石”上位;驹叹野谷,鼠爬朝梁。小说通过两个人物命运的鲜明对比,使黑质白章形象分明,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反讽色彩。

        二、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执着

        《赋圣宋玉》标明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波云诡谲的政治动乱是当时主要的历史背景。士大夫沿袭春秋时期的重要角色,作为君王的左膀右臂,帮助君主兴国安邦。小说以宋玉的生活轨迹再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宋玉生活轨迹的关键点就是围绕“君”和“民”来展开,所以从政治方面来看,宋玉的第二重身份就是“文学大夫”。“文学大夫”的身份使宋玉从一介草民跃升为朝堂臣子,身份的转换并没有给他带来俗世的快乐,相反,由于进入黑暗的体制内,更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此时的他奔波在朝堂与民间两地,谏君抚民,忧国忧民,体现出“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

        襄王时期的楚国与当年问鼎中原的楚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楚国已显露出亡国之象。朝野上下由一群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佞臣小人掌局,襄王听信谗言,远离忠良,不问国事,沉迷享乐,国家积弱不振,内有奸佞当道,外有强敌虎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身为文学大夫的宋玉,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但是面对昏庸刚愎的楚襄王,谨慎多谋的宋玉又深知不能重蹈屈原之覆辙,于是充分运用他的才华智慧,以微讽、曲谏的方式来暗示和劝诫楚王。当楚王沉浸于云梦泽的游猎玩乐时,宋玉并不像那些谄媚之徒以声色犬马之乐使楚王昏蒙不醒,而是曲径通幽,创《风赋》曲谏楚王归朝勤政。《风赋》巧妙地借风行谏,将风分为君王的雄风和百姓的雌风,以雄雌之和厉喻君民之贵贫反差,在微妙的隐喻里,宋玉将他对君王纵乐的谴责和对百姓苦情的怜悯都寄托其中,表面上无一字之褒贬,实则其意尽显,使楚王体悟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本基不幸,贵高也难保的道理。独创《风赋》在小说中是最能体现宋玉曲谏智慧的一节。居庙堂之高的宋玉并不像屈原那样拥有显贵的出身,他出身于底层,通过自身才华而跻身于朝堂之列,但卑微的出身始终是其底气不足的根源,再加上朝堂奸佞掌权,这些就使得宋玉在谏君的时候,往往会瞻前顾后,谨言慎行。以此来看,宋玉的曲谏并非缺少士大夫气概,相反,这是一种看清形势后的智者谋略。宋玉之所以能立足朝堂并尽臣子本分,靠的也是这种谋略。其后的《钓赋》、《御赋》等都与《风赋》一样,都是以委婉从容之辞令,执着地对楚王进行微讽曲谏。

        但是,作者似乎又无意将宋玉的曲谏作风单方面地展现到底,相反,在小说的多处情节特别是靠后的情节中,我们也看到一个接近屈原形象的宋玉。众所周知,屈原是楚国王室贵胄且担任楚国重要职位,他秉着一颗爱国之心,不愿看到楚国日渐衰落,对君王的进谏总是直言不讳,但他的忠谏却招来其他贵族的不满,最后沦落个被放逐的命运。宋玉在小说中也表现出与屈原相似的血性。当他看到卢邑的百姓身处旱灾的魔掌之中,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贪官污吏却中饱私囊,不顾百姓死活,百姓生活的惨况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冲动,向楚王直谏,要求开仓放粮,修渠引水。这种大胆的直谏做派与他之前的曲谏风格大为不同。要知道卢邑的灾情本不属于他的职能管辖范围,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呆在楚王身边做他的文学侍从,但他却放下个人名利,访旱直谏,将百姓的生死摆在首位,直面君王的锋芒和奸佞之臣的诽谤,颇似屈原当年的冒死直谏。在小说中,这种直谏君王的次数还不少见。比如宋玉当着秦国使者的面直谏楚王,望其将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比如他多次在朝堂上与奸佞群小据理力争;比如他不向楚王禀告就直奔灾情前线等等,这里的宋玉与司马迁所言似有不同。司马迁最先在《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及宋玉:“……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由此,便给人造成了宋玉“并非诤臣”的印象。

        为此,笔者专访了《赋圣宋玉》的作者何志汉先生,他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他说看待历史人物,最忌先入为主。司马迁说宋玉不敢直谏就是铁板钉钉了?“不唯人,只唯宋”,也包括“不唯”司马迁。司马迁的话最多只能作为“旁证材料”,而“主证材料”应是宋玉自己的文章。宋玉前期的文章诸如《风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曲谏君王的意象相当明显,“位卑”又要“忧国”,只能曲里拐弯地谏君,知可为而为之,与满朝堂鸦雀无声相比,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而宋玉后期的文章,如他的代表作《九辩》,则迥异于前期,文章中诸如“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胎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憎愠伦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这些铁定是犯顔直谏甚至是严厉抨击楚国政治黑暗的话语,充斥在字里行间,“悲秋”(悲伤贤士不得志、楚国气数将尽)的气氛更是弥漫始终,足以表明,这个惯用曲谏的宋玉,在更大力度地进行明谴直谏了。这是楚国日益严峻的形势所迫,国难当头,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和骨气由此凸现。因此,说宋玉一时不敢直谏,其言或可;说他一生“终莫敢直谏”,就不符合事实、不是唯物论了。

        直谏和曲谏有上下之分吗?不然。《赋圣宋玉》中,宋玉的女友春蕙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看不管直谏、曲谏,都是谏道多险哪!贤明的君王,闻过则喜,你直谏又何妨?昏庸的君王,闻过则怒,你曲谏又何益?曲谏又何尝不是直谏——你那个谏,君王听不明白,不能算谏,他听明白了,便有了直谏的意味了。”直谏和曲谏,目的一样,性质一样,只是方法不一样,曲谏由于是婉转着说,效果还常常会好于直谏,但两类谏者的命运,往往是殊途同归的。屈原和宋玉最后的结局都是被革职,就是明证。

        不管是在庙堂还是江湖,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在士大夫任上还是失职,宋玉始终在忧国忧民,始终在执着地谏君,真正做到了“文死谏”——这就是小说《赋圣宋玉》所告诉我们的。

        明人张岱在《四书遇》里说:“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谏道多险,遇昏君危险倍增。无论何朝何代,批评最高执政者,都被明哲保身之人看作“不可为”之事,然而宋玉和屈原一样勉力为之,所以他们都是圣人。后人将“屈宋”并称,并另称宋玉为“赋圣”,当之无愧!

        三、忠于爱情的情种——灵与肉之间的坚守

        小说《赋圣宋玉》中,宋玉的感情线虽然不是作为主线来讲述,但其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依然吸人眼球,令人恻然。作者站在尊重先贤的立场上,将宋玉塑造成一位忠于爱情的情种——他避开所有的艳色诱惑,只钟情于自己的灵魂爱侣,其痴情之态颇似柏拉图之恋的精神热爱。

        宋玉与西邻之女春蕙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两人自小就是同乡,又是同窗几年的同学,实可谓青梅竹马的一对壁侣。宋玉与春蕙因好学而走到一起,因为强烈的求知欲,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圣贤的书,探讨难解之题,久而久之由欣赏变成了爱慕。春蕙崇拜宋玉惊人的学识和素养,宋玉赞叹春蕙独特的见解和品味,懵懂而甜蜜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萌发了。然而,爱情的箭矢在现实的重重阻力下,最终成为强弩之末。由于宋玉出众的才华和相貌,他身边总是不乏狂热的爱慕者,以及嫉妒他的奸邪小人,而这些便是造成他爱情悲剧的根源。

        在他的爱慕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紫叶和云妃。东邻之女紫叶是追求宋玉的第一个狂热分子。紫叶的美用宋玉的话来说就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此等绝色女子却不顾矜持地登墙窥看宋玉三年。云妃是第二个迷恋宋玉的女子,她贵为楚国王妃,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艳外表,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水性女子。她对宋玉见色起意,多次借编曲著乐之名,色诱宋玉,甚至不惜下药以身犯险。对于这些绝世美女的暧昧表示,宋玉似乎就像是一个薄情寡欲之人,无动于衷,皆将其拒于心外。

        从男性视角而言,爱情与肉欲可以是一对同生体,也可以是一对矛盾体,小说中的宋玉属于后者。宋玉也是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在面对灵与肉的抉择时,他会作何选择?对宋玉来说,春蕙虽没有紫叶的绝色,也没有云妃的高贵,但她却能给予他精神上的爱情与温存,他们之间的爱是最完美的知己之爱,是超脱肉欲的精神之爱。如果说春蕙代表的是宋玉的精神之灵,那么紫叶和云妃则代表宋玉的生理之欲。紫叶的有意之举和云妃的主动献媚,宋玉自然知晓其中缘故,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宋玉当然也会为女子的美貌而动心,但他与耽于美色的楚王和周石不同,他的理智往往会战胜欲望。欲望是普遍的,关键在于人对待欲望的态度。楚王纵欲享乐,堕落自己,从而连累整个国家;周石欲壑难填,不择手段,从而成为祸乱朝堂的奸佞。宋玉直视欲望,却能做到止乎礼义,洁身自守,不越雷池半步。欲望虽然无法被抑制,但却可以被控制,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一定是有境界的人。对待情与欲,宋玉有他自己的主见,这主见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中说得明白:“盖图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玉所推崇的爱情是精神恋爱,而非形貌之合、肉欲之欢。所以,在这种爱情观下,宋玉的选择自然是坚守爱情。

        长篇小说《赋圣宋玉》充分发挥小说的叙事功能,从多侧面、多角度入手,向我们展现了才华横溢、卓尔不群、风流儒雅、忠于爱情的宋玉形象。作为“赋圣”,宋玉拥有名冠京畿的才华,但他既不恃才自傲,也不沽名钓誉,而是清高耿介,洁身自好,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作为士大夫,宋玉心系君民,枕戈待旦,以匡扶君主、救济黎民为己任;作为情种,宋玉从一而终,推崇精神之爱,战胜内心的欲望,求得灵魂之幸福精神之自由。小说让宋玉从文学神坛走向大众视野,虽然圣贤的形象更加平民化、通俗化,但我们仍可以从宋玉的身上看到才、德、貌三相辉映,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表现出超凡脱俗、高瞻远瞩的君子风范。以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宋玉不仅是我们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榜样,也是我们的精神楷模,还是我们赖以文化自信的一个光辉坐标。

        

        (此文原载《湘潭文学》2019年第3期,作者邓康丽,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院。《赋圣宋玉》,何志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湖北省作家协会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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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儒雅伟丈夫 ——谈长篇小说《赋圣宋玉》中宋玉形象的塑造

      来源:湖北作家网    作者:邓康丽
      发布时间:2020-12-03

        《赋圣宋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是一部围绕与屈原齐名的历史名人宋玉的人生历程而展开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何志汉,曾坦言自己创作《赋圣宋玉》的基本原则是“不唯人,只唯宋”。即是“不唯”他人对宋玉的各种现成评价,只以宋玉传世的十几篇作品——这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导航仪”,来驾驭整部小说创作,以还原一个本真的宋玉。作品中,宋玉的人生轨迹是其中所有事态发展的中轴线。从他出生、读书,到他仕楚、退隐,作者在着力体现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着力追求典型化和艺术化,从而成功地塑造了既展现古代圣贤风范、又能给现代人以良好借鉴启迪的“这一个”古代圣贤形象。

        一、才高耿介的赋圣——谄媚与堕落中的挺立

        在文学史上,宋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学大家,他承继屈原的楚辞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赋体文学,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后人称誉其为“赋圣”。赋圣的美誉,使宋玉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显眼的人物坐标,伴随这个美誉而来的还有:悲秋文学之祖、女性文学之祖、山水文学之祖、梦幻文学之祖等等。宋玉在文学上的非凡造诣,是构成其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小说《赋圣宋玉》首先界定宋玉形象的就是他的“赋圣”身份。宋玉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资。入学前,年仅四岁的他就对识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父亲为他买了一本训诂书,自此便受到了知识的启蒙。入学堂时,教书的张老先生要进行一场简单的学前测验,很多学童连识字都成困难,但小宋玉却不仅将奥涩难懂的古文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参悟到其中深刻的道理,这引起老先生和众家长的连连称奇。其后在名师张鹖的教导和指点下,本就天资不凡的宋玉愈发表现出超前的学习能力,仅仅几年功夫,就学富五车,出口成诵,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态。小说在描写少年宋玉时,是将其作为一名天才少年来刻画的,乍一看,似有夸饰之嫌,但是细究之,甚是合情合理:小宋玉始终是靠浓厚的、欲罢不能的学趣来获取知识的,因而能效率奇佳,这和那种“填鸭式”的强逼硬灌,有天壤之别。少年学成,也让“赋圣”这一美誉有了现实的根基,为其日后才名满朝野做好了情节铺垫。

        作者在塑造宋玉的才子形象时,往往与其高洁耿介的人品联系起来,文品与人品相得益彰,致使“赋圣”这一形象充实而丰满。宋玉自小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化以及屈子精神的熏陶,耳濡目染下,文品人品自然都有前贤之风。襄王时期的楚国,佞臣群小得势,千方百计中饱私囊,楚王刚愎昏庸,亲佞小,远贤臣,而且鉴于屈原被放逐的教训,贤良之臣亦“衔枚无言”、明哲保身,所以,本该作为一国之主脑的朝堂,却闭目塞听,只有一片阿谀谄媚之气。在这样黑暗的政治氛围中,宋玉不屈于恶势力,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坚守人性的高洁,在一片谄媚之声中,保持自身的挺立。宋玉仕楚伊始,创作《大言赋》、《小言赋》初露锋芒,楚王欣赏其高才,欲赏他云梦之田,和唯利是图的群小截然不同的是,宋玉并不看重财产土地,而是更看重仁义,于是他“拒赏保囚犯”,借楚王之恩救出自己身陷牢狱的朋友。《登徒子好色赋》则以宋玉和登徒子的形象作比,巨大的反差不仅揭示了好色之徒的丑恶嘴脸,而且也彰显出宋玉顾义守礼的崇高品格。《对楚王问》以乐曲的高低之分引申到圣贤与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鸿沟,虽有自诩清高之味,却展现出一颗高雅纯洁的圣人之心。老话说:“文如其人。”通过了解宋玉的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领悟其深厚的学识素养,窥见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小说作者充分发挥小说这一文体得天独厚的叙事功能,既将宋玉创作的来龙去脉衔接完整,又让这些不朽文章的光芒,将一个挺立于浊世的俊杰映照得熠熠生辉!

        人物之间的对比描写,是突出宋玉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与宋玉形成最鲜明对比的就是周石。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宋玉与周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一个是重义守高的君子,一个是投机取巧的小人。两人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受同一个老师的教诲,后面又同朝为官,按理来说两人应该心性相投,互为知己。但两人的人生追求不同,宋玉追求的是为国效力,凭才华仕楚;周石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以心机谋私。宋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周石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然而,在腐败之气盛行的楚国,周石不学无术却小人得势;宋玉才高志大却被淘汰出局。“玉”不保,“石”上位;驹叹野谷,鼠爬朝梁。小说通过两个人物命运的鲜明对比,使黑质白章形象分明,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反讽色彩。

        二、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执着

        《赋圣宋玉》标明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波云诡谲的政治动乱是当时主要的历史背景。士大夫沿袭春秋时期的重要角色,作为君王的左膀右臂,帮助君主兴国安邦。小说以宋玉的生活轨迹再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宋玉生活轨迹的关键点就是围绕“君”和“民”来展开,所以从政治方面来看,宋玉的第二重身份就是“文学大夫”。“文学大夫”的身份使宋玉从一介草民跃升为朝堂臣子,身份的转换并没有给他带来俗世的快乐,相反,由于进入黑暗的体制内,更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此时的他奔波在朝堂与民间两地,谏君抚民,忧国忧民,体现出“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

        襄王时期的楚国与当年问鼎中原的楚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楚国已显露出亡国之象。朝野上下由一群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佞臣小人掌局,襄王听信谗言,远离忠良,不问国事,沉迷享乐,国家积弱不振,内有奸佞当道,外有强敌虎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身为文学大夫的宋玉,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但是面对昏庸刚愎的楚襄王,谨慎多谋的宋玉又深知不能重蹈屈原之覆辙,于是充分运用他的才华智慧,以微讽、曲谏的方式来暗示和劝诫楚王。当楚王沉浸于云梦泽的游猎玩乐时,宋玉并不像那些谄媚之徒以声色犬马之乐使楚王昏蒙不醒,而是曲径通幽,创《风赋》曲谏楚王归朝勤政。《风赋》巧妙地借风行谏,将风分为君王的雄风和百姓的雌风,以雄雌之和厉喻君民之贵贫反差,在微妙的隐喻里,宋玉将他对君王纵乐的谴责和对百姓苦情的怜悯都寄托其中,表面上无一字之褒贬,实则其意尽显,使楚王体悟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本基不幸,贵高也难保的道理。独创《风赋》在小说中是最能体现宋玉曲谏智慧的一节。居庙堂之高的宋玉并不像屈原那样拥有显贵的出身,他出身于底层,通过自身才华而跻身于朝堂之列,但卑微的出身始终是其底气不足的根源,再加上朝堂奸佞掌权,这些就使得宋玉在谏君的时候,往往会瞻前顾后,谨言慎行。以此来看,宋玉的曲谏并非缺少士大夫气概,相反,这是一种看清形势后的智者谋略。宋玉之所以能立足朝堂并尽臣子本分,靠的也是这种谋略。其后的《钓赋》、《御赋》等都与《风赋》一样,都是以委婉从容之辞令,执着地对楚王进行微讽曲谏。

        但是,作者似乎又无意将宋玉的曲谏作风单方面地展现到底,相反,在小说的多处情节特别是靠后的情节中,我们也看到一个接近屈原形象的宋玉。众所周知,屈原是楚国王室贵胄且担任楚国重要职位,他秉着一颗爱国之心,不愿看到楚国日渐衰落,对君王的进谏总是直言不讳,但他的忠谏却招来其他贵族的不满,最后沦落个被放逐的命运。宋玉在小说中也表现出与屈原相似的血性。当他看到卢邑的百姓身处旱灾的魔掌之中,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贪官污吏却中饱私囊,不顾百姓死活,百姓生活的惨况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冲动,向楚王直谏,要求开仓放粮,修渠引水。这种大胆的直谏做派与他之前的曲谏风格大为不同。要知道卢邑的灾情本不属于他的职能管辖范围,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呆在楚王身边做他的文学侍从,但他却放下个人名利,访旱直谏,将百姓的生死摆在首位,直面君王的锋芒和奸佞之臣的诽谤,颇似屈原当年的冒死直谏。在小说中,这种直谏君王的次数还不少见。比如宋玉当着秦国使者的面直谏楚王,望其将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比如他多次在朝堂上与奸佞群小据理力争;比如他不向楚王禀告就直奔灾情前线等等,这里的宋玉与司马迁所言似有不同。司马迁最先在《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及宋玉:“……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由此,便给人造成了宋玉“并非诤臣”的印象。

        为此,笔者专访了《赋圣宋玉》的作者何志汉先生,他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他说看待历史人物,最忌先入为主。司马迁说宋玉不敢直谏就是铁板钉钉了?“不唯人,只唯宋”,也包括“不唯”司马迁。司马迁的话最多只能作为“旁证材料”,而“主证材料”应是宋玉自己的文章。宋玉前期的文章诸如《风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曲谏君王的意象相当明显,“位卑”又要“忧国”,只能曲里拐弯地谏君,知可为而为之,与满朝堂鸦雀无声相比,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而宋玉后期的文章,如他的代表作《九辩》,则迥异于前期,文章中诸如“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胎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憎愠伦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这些铁定是犯顔直谏甚至是严厉抨击楚国政治黑暗的话语,充斥在字里行间,“悲秋”(悲伤贤士不得志、楚国气数将尽)的气氛更是弥漫始终,足以表明,这个惯用曲谏的宋玉,在更大力度地进行明谴直谏了。这是楚国日益严峻的形势所迫,国难当头,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和骨气由此凸现。因此,说宋玉一时不敢直谏,其言或可;说他一生“终莫敢直谏”,就不符合事实、不是唯物论了。

        直谏和曲谏有上下之分吗?不然。《赋圣宋玉》中,宋玉的女友春蕙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看不管直谏、曲谏,都是谏道多险哪!贤明的君王,闻过则喜,你直谏又何妨?昏庸的君王,闻过则怒,你曲谏又何益?曲谏又何尝不是直谏——你那个谏,君王听不明白,不能算谏,他听明白了,便有了直谏的意味了。”直谏和曲谏,目的一样,性质一样,只是方法不一样,曲谏由于是婉转着说,效果还常常会好于直谏,但两类谏者的命运,往往是殊途同归的。屈原和宋玉最后的结局都是被革职,就是明证。

        不管是在庙堂还是江湖,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在士大夫任上还是失职,宋玉始终在忧国忧民,始终在执着地谏君,真正做到了“文死谏”——这就是小说《赋圣宋玉》所告诉我们的。

        明人张岱在《四书遇》里说:“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谏道多险,遇昏君危险倍增。无论何朝何代,批评最高执政者,都被明哲保身之人看作“不可为”之事,然而宋玉和屈原一样勉力为之,所以他们都是圣人。后人将“屈宋”并称,并另称宋玉为“赋圣”,当之无愧!

        三、忠于爱情的情种——灵与肉之间的坚守

        小说《赋圣宋玉》中,宋玉的感情线虽然不是作为主线来讲述,但其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依然吸人眼球,令人恻然。作者站在尊重先贤的立场上,将宋玉塑造成一位忠于爱情的情种——他避开所有的艳色诱惑,只钟情于自己的灵魂爱侣,其痴情之态颇似柏拉图之恋的精神热爱。

        宋玉与西邻之女春蕙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两人自小就是同乡,又是同窗几年的同学,实可谓青梅竹马的一对壁侣。宋玉与春蕙因好学而走到一起,因为强烈的求知欲,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圣贤的书,探讨难解之题,久而久之由欣赏变成了爱慕。春蕙崇拜宋玉惊人的学识和素养,宋玉赞叹春蕙独特的见解和品味,懵懂而甜蜜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萌发了。然而,爱情的箭矢在现实的重重阻力下,最终成为强弩之末。由于宋玉出众的才华和相貌,他身边总是不乏狂热的爱慕者,以及嫉妒他的奸邪小人,而这些便是造成他爱情悲剧的根源。

        在他的爱慕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紫叶和云妃。东邻之女紫叶是追求宋玉的第一个狂热分子。紫叶的美用宋玉的话来说就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此等绝色女子却不顾矜持地登墙窥看宋玉三年。云妃是第二个迷恋宋玉的女子,她贵为楚国王妃,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艳外表,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水性女子。她对宋玉见色起意,多次借编曲著乐之名,色诱宋玉,甚至不惜下药以身犯险。对于这些绝世美女的暧昧表示,宋玉似乎就像是一个薄情寡欲之人,无动于衷,皆将其拒于心外。

        从男性视角而言,爱情与肉欲可以是一对同生体,也可以是一对矛盾体,小说中的宋玉属于后者。宋玉也是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在面对灵与肉的抉择时,他会作何选择?对宋玉来说,春蕙虽没有紫叶的绝色,也没有云妃的高贵,但她却能给予他精神上的爱情与温存,他们之间的爱是最完美的知己之爱,是超脱肉欲的精神之爱。如果说春蕙代表的是宋玉的精神之灵,那么紫叶和云妃则代表宋玉的生理之欲。紫叶的有意之举和云妃的主动献媚,宋玉自然知晓其中缘故,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宋玉当然也会为女子的美貌而动心,但他与耽于美色的楚王和周石不同,他的理智往往会战胜欲望。欲望是普遍的,关键在于人对待欲望的态度。楚王纵欲享乐,堕落自己,从而连累整个国家;周石欲壑难填,不择手段,从而成为祸乱朝堂的奸佞。宋玉直视欲望,却能做到止乎礼义,洁身自守,不越雷池半步。欲望虽然无法被抑制,但却可以被控制,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一定是有境界的人。对待情与欲,宋玉有他自己的主见,这主见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中说得明白:“盖图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玉所推崇的爱情是精神恋爱,而非形貌之合、肉欲之欢。所以,在这种爱情观下,宋玉的选择自然是坚守爱情。

        长篇小说《赋圣宋玉》充分发挥小说的叙事功能,从多侧面、多角度入手,向我们展现了才华横溢、卓尔不群、风流儒雅、忠于爱情的宋玉形象。作为“赋圣”,宋玉拥有名冠京畿的才华,但他既不恃才自傲,也不沽名钓誉,而是清高耿介,洁身自好,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作为士大夫,宋玉心系君民,枕戈待旦,以匡扶君主、救济黎民为己任;作为情种,宋玉从一而终,推崇精神之爱,战胜内心的欲望,求得灵魂之幸福精神之自由。小说让宋玉从文学神坛走向大众视野,虽然圣贤的形象更加平民化、通俗化,但我们仍可以从宋玉的身上看到才、德、貌三相辉映,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表现出超凡脱俗、高瞻远瞩的君子风范。以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宋玉不仅是我们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榜样,也是我们的精神楷模,还是我们赖以文化自信的一个光辉坐标。

        

        (此文原载《湘潭文学》2019年第3期,作者邓康丽,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院。《赋圣宋玉》,何志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湖北省作家协会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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